《两京十五日》王晓溪 摄
从某方面来说,2022年的结束,也是剧场这几年一种常态的终结,但剧场面对的并不是一键重启。也有人说,正是这几年外国剧目的缺席,使国内剧目过上了“风光”的日子,这话是有些过于极端了。这几年的演出不断遭受疫情暴击,困境中仍见不断有剧目诚意地与观众共度时光。前后两种不同的外在光彩和内在光亮,于交错中,到底见出不同。
经市场努力多年,不同戏剧形态有了更清晰的观众画像。但在市场艰难的2022年,难免有制作方前仆后继生起引流之心,然而结果往往并不如人意,两两错愕、一别两宽已是最好结果,很少有类型化、垂直化的观众愿意走入制作方所想象的“更开阔或更细分的剧场”,所期待的“观众增量”,自然也是镜花水月。
除了制作方,创作者也不无迷茫。近年流行一个词“讨好型人格”,“如何克服讨好型人格?”的回答得到几十万高赞,都以不同心态逐条对照特征,拍腿直道:“这不就是我嘛!”其中有痛下决心修正性格者,也有揽镜自怜发嗲发痴者。戏剧作品也大有此趋势。作品都是创作者人格的影子,如果年来“讨好型人格”遍地,不可避免创作者中强硬到底、自我到底者日少,以作坊之力,毕工业化之功者日多,试图弥合或者放弃差异,以令观众满足为自己心意,善哉。
但戏剧说到底,总该出现一些在“美好浓情”之外,奇凸崛愣却仍然美好、浓情更浓的事物。观众愿意花数倍于其他文化产品的价格走进剧场,最应该得到的是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连结。戏剧是人心的自觉,是人对世界的自然反应,台上之心如清水见石,台下亦在波漾之中,是剧场至美时刻。心心念念于观众想看什么的人,不如问问自己,你想和观众说什么?
过去一年,做戏者不易,看戏者也不易,以下聊的只是自己看的少部分而已。
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咱们自己的剧院
以老派强硬的实验姿态行走在主流世界中,用幻觉般的乐声、光影、奇景把观众卷入其冷峻的思考之中,这就是易立明导演留给观众的印象。在他这一代导演中,他享受独行,随意漫步,毫无不安之感。
2022年,易立明担任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院长、艺术总监后,却一改往日冷峻之姿,态度如剧院墨绿大门一样沉稳温和,不厌其烦地向媒体阐述剧场和个人、街道、社区、城市的关系,渴盼自己能为观众提供友好邻居一样的关系,并为此而感到满足。“咱们自己的剧院”一语,难得地寻回了艺术的温度感,也令中心成为北京2022年最受关注的新剧场。
《科诺克医生》
但回归导演工作,易立明个性不改,他2022年最令人关注的当属“医学三部曲”,率先推出的《科诺克医生》《我是哪一个》分别用法式喜剧、英式客厅剧的不同方式,内窥镜术般地,将医学题材演绎成对权力系统的观察,甚至试图提出人挣脱权力关系的可能性。
《世界旦夕之间》《两京十五日》:小剧场导演稳步商业剧场
李建军和赵淼都是小剧场成长起来的导演,在2022年沉稳步进商业大剧场。
旧电影搬上舞台一度也是热门之选,但多为情感怀旧的商业制作,倒没想过李建军也做此选择,而且用即时投影、绿幕抠像和预录影像等技术,去包裹上世纪70年代对于今天的幻想。这难免有过时之虑,并不讨好。但李建军用嵌套的形式,通过设计叙事使文本更具意义,把一部电影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剧场作品。《世界旦夕之间》和李建军之前的作品相比,相貌更稳重,但情绪是连贯的,仍在歌唱着普通人劳作的世界和劳作之下的隐秘暗影。
《两京十五日》是开发IP一脉的余热,也是2022年剧场里最具代表性的一部IP戏。版权方拆掉高志森的三面LED,掉头180度,请来以肢体成名的赵淼导演,把方向重新拉回剧场。虽然原著党不满原作变得零散,但对于如此长篇幅,且要保全完整故事满足非剧场观众的IP开发,赵淼以意象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佳选择。
黄盈《我这半辈子》易烊千玺入职风波
黄盈直到2022年才排出了《我这半辈子》,讲述老舍的故事,却处处见出黄盈自己。很多台词如果是黄盈本人来说,也毫不违和。在剧的结尾,黄盈虚构了一场常顺(老舍)与父亲在鬼门关相见的戏。父亲没有抚养过常顺,却通过鬼门关前的一句话成为了常顺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下一次我见到你的时候,希望你不要这样面有愧色。”这种典型的父亲形象,出现在老舍背后,其实是黄盈想要通过《我这半辈子》传递的一份观念:“我觉得人人都有一个终点,你永远无法预料自己是怎么结束的,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当终点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做到‘不会面有愧色’地走过去。”
《象棋的故事》
《我这半辈子》讲述了老舍前半生的故事。据说,老舍后半生的一部名著本来有望于2023年排演,主演是传出入职风波的易烊千玺。明星入职国家表演艺术团体,多年来常引起争论。从赞叹明星热爱舞台到抨击明星占用体制资源,也是2022年发生的转变之一。其实观众并不低估明星对舞台的尊重,背后更多的还是年轻人对于个人机会减少的焦虑,对于艺术在艰难生活中必需性的怀疑。
韩语版《骆驼祥子》接受度高各国文化中心放映迭出大招
不少观众看戏(我经常也是),总忍不住要问“好人坏人”,希望能锚定眼前的世界。但看老舍作品往往难以如此,因为老舍笔下的故事,尤其是《骆驼祥子》,和我们贴骨贴肉,我们很少会问自己——我是好人还是坏人?韩国导演高宜雄的《骆驼祥子》却能满足观众“明辨好坏”的需求。正如剧中特有的夸张的台词方式和表演动作,韩版《骆驼祥子》并不把观众在绝望和希望中来回拨弄,而是用一种极为日常感的方式引出满场笑泪。
韩版《骆驼祥子》是通过高清放映的方式和观众见面的。在外国剧目缺席的最后一年,各国文化中心的放映在线上线下持续发力,俄罗斯文化中心线上免费限时观看圣彼得堡戏剧季后,又推出契诃夫之夜活动,“卷”得要命。英国国家剧院的《初步举证》趁着新鲜热辣就“来了”北京。法国文化中心纪念莫里哀诞辰400年活动的放映,让北京观众领略了那种传统得几乎乏味、但实际非常扎实的法国喜剧,彰显了剧作本身的魅力。
《我这半辈子》 李晏摄
鼓楼西的独角戏中间剧场的科技艺术节
2022年,独角戏重新引发关注。鼓楼西剧场先是推出三部“独角show”,然后策划“独角戏戏剧节”。在炎热夏天,《一只猿的报告》《象棋的故事》《吉他男》带来了一股静气,足令人清凉。处于那个时刻的几个戏剧人与其说是占据了一个转折时空上的立足点,倒不如说他们在一个刚刚成型即将消失的世界里,哪怕片刻,也要站立。
演出行业在经历了三年的直播、线上等方式之后,科技艺术节在2022年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更多关注。但中间剧场的科技艺术节在科技+艺术的主题下,一直把对自我身份的探讨作为重点,每部戏既有科技运用于剧场的试验,也有剧场人在当下社会自我发展轨迹的投射,唤醒的是科技设备中,人的自我意识。这种科技烈然有声向温柔无声的过渡,悄然印入了大时代更替的痕迹中,再一次具有了一种符号的意义。
闫小平,青年剧作家,戏剧导演。
刘江:豪华落尽见真淳******
【文艺人物志】
作者:王笑妃
他曾执导《媳妇的美好时代》《老酒馆》《光荣与梦想》等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影视作品;从家庭情感到谍战、年代传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不断突破自我,持续“高产”;他多次在重要奖项中斩获最佳导演奖,执导作品多次入选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如今,他对自己不断提出更高要求,真实性成为他的首要追求。
刘江 光明图片
走进导演刘江的办公室,一面格子墙上摆着的各类最佳导演奖、最佳电视剧奖奖状和奖杯格外引人注目。初见刘江,他那圆脸大耳、和善喜庆的面相让人毫无距离感,几句寒暄后,采访也顺利展开。
最近刘江正在筹备谍战题材的电视剧《临渊》。“我希望将这部剧拍得更有质感、更真实一些,为此我们要充分了解那个年代的背景,在剧中无限接近、还原那个年代。”刘江的剧向来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见长,“五十知天命”后,他越发不能容忍拍摄中存在违背逻辑的虚假和夸张,真实性被他放在审美第一位。
“豪华落尽见真淳”,古人以此评价:陶渊明的诗歌摒弃了浮华的敷饰,便显露出真朴淳厚的本质。刘江导演的剧也如陶渊明的诗歌一般,洗尽铅华,以真实为底色,以真情打动观众。他坦言“如果镜头语言华而不实,我会不好意思”。
刘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曾做过创作型歌手,但他总觉得用歌词表达心声有些乏力,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1995年,刘江回湖南老家过年,电视里《北京人在纽约》中姜文饰演的王起明在工厂开业前的一段独白,让他看得如痴如醉。表演和剧作的魅力、戏剧的张力让他激动不已,他想到了过去在电影学院与视听语言朝夕相处的岁月。刘江意识到,歌词所能表达的只是一个窄面、一种情绪,而一个宏大的故事叙述更丰富、更有厚度,能更畅快地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人性的态度。如同在黑暗中航行的船只突然看见灯塔,毕业后一度迷茫的刘江从此有了锚定的方向,他打算当一名导演。他给父亲写了七页长信表决心:“儿子这次的决定是慎重而严肃的!成不成,我想不会回头了……”接下来就是长达四年的闭关苦读,刘江远离人群,背对杂音和质疑,如饥似渴地汲取影视知识。
2003年,著名制片人韩三平向刘江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拍摄了电视剧《铁血青春》。此后,《岁月》《局中局》《雪狼》《媳妇的美好时代》《黎明之前》,一直到最近的《老酒馆》《光荣与梦想》,刘江凭借着一部部家喻户晓的口碑佳作拿下飞天、金鹰、白玉兰三大国家级奖项的最佳导演奖,成为电视剧界导演奖的“大满贯”得主。
年轻时,刘江有时会为了戏剧性而在真实性上做一些让步。50岁之后,他宁愿牺牲一些戏剧性,也要在剧作中“存真”。他认为艺术“虚”的处理,必须建立在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物动机和行为、真实的场景设置等“实”的底色之上,就像诗人济慈所说的“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又像中国古典诗学所说的“绝去形容,独标真素”,不用夸饰,至真即至美。
影视剧想接近真实,首先故事不能“悬浮”,人物的动机、行为要符合生活逻辑和物理规律。刘江会以真实性为尺,来质疑剧本,他总要追问一连串“为什么”。编剧有时会从戏剧性角度设置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但刘江会根据生活逻辑进行推理,遇到推理不通的,就反复和编剧探讨修改,直到剧里的人物都“讲人话、做人事”。
此外,场景和道具也要“求真”,尽量还原影视剧所处年代和人物生活的情景,才能让观众有代入感,正像卡夫卡所说“越是虚构的故事,细节处越要真实”。刘江坦言,自己和团队都是“强迫症”,都爱“找茬”。“剧里呈现给观众的只是冰山一角,背后的细节比如主角住的房子是哪年的,应该是什么样的质感?以主角的收入和积蓄,能住上海哪条街哪一处的房子?家具和人物的性格、审美是否匹配……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拍摄《温暖的甜蜜的》时,置景师下意识地想搭一个大房子,刘江立刻提出疑问:凭主角的身份,哪有那么多钱买大房子?在刘江的坚持下,换成了不便于架机器的“小房间”,但为了真实性,刘江宁可牺牲拍摄的便利性。
为了剧作真实的质感,往往要花更多时间精力和成本,所谓“大巧之朴”。为了还原《老酒馆》中关东山干饭盆的原始森林场景,刘江带着团队找到牡丹江临近边境的一处地点,每天出工要开车一个半小时,再走半个多小时。因为树林太茂密,山林里下午三点光就暗了,只能每天天还没亮就扛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出发,和天“抢光”。这样“折腾”的故事在刘江的摄制组里时常发生,“我宁愿成本高点,也要给观众这种真实的代入感”。
“能动人者,惟在真切”,真情才能动人,那么如何在影视剧中拍出真情?刘江采用“将心比心”的方法,他本身是同理心很强的人,也擅于观察生活,“我比较细致、敏感,容易被感动,疫情时看逆行者的新闻就常‘以泪洗面’。”在《光荣与梦想》中,刘江就决定破除符号化的烈士形象,拍出烈士们的“真情”。剧中杨开慧在弥留之际,仿佛看到毛泽东向她走来,便是刘江“将心比心”的安排。刘江母亲去世时,他没能赶回去,母亲在走之前却总和别人说“刘江回来了”。“因为她太思念我了才产生幻觉,人性是相通的,所以我想杨开慧在临终之前,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思念。”电视剧播出之后,有很多烈士的后代打电话给刘江,告诉他看到这一幕“哭得不行”。
摒弃华而不实的镜头语言,拂去夸张甚至虚假的“戏剧性”,用真心、真诚,认真地拍摄真实、真情的故事,是刘江如今的艺术追求。他将继续以真为善,为观众带来更多“豪华落尽见真淳”的佳作。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